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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5日 星期四

誰是林啟星?— 「啟星公寓」正式開張


文|佟孟真
圖|佟孟真

說到林啟星這個名字,大家可能覺得陌生,但若提到「卓明」二字,相信許多藝文或劇場界的朋友都為這位資深劇場工作者,在內心默默致上敬意。為什麼呢?因為「南台灣劇場教父」並非浪得虛名,反而卓明先生屢屢不願居功,常將己身之長不吝引領傳授給各地表演工作者,並提到這是演員自身所散發出的魅力與力量。姑且不論早期在北部與金士傑等人共創的蘭陵劇坊以及影視傳媒相關經驗,之後卓明自覺北部資源飽和,應走出舒適圈至各地開發啟蒙、開花結果。因此,幾乎北部以外各地所成立的劇團,可以說大部分先因卓明所開設的工作坊而起,之後便自發性地成立在地劇團,維持其劇團個性與草根力量。在此我們可以知道,卓明長期以來一直維持著一種風格,雖然無外顯推廣理念,卻已然形成一種個人脈絡。「啟星公寓」便是由卓明帶領台南一群表演工作者所成立的當代劇場團體,沿用卓明本名的「林啟星」原義,「啟星」有開啟、開拓新星與即興實驗之意,並朝向演員自主與多樣貌發展的「演員劇場」為主要目標。意即,以表演者為創作主體,不再以劇本背誦的編導式劇場為主,而是訓練演員即興創發的技巧,嘗試在行為藝術與即興劇場間自生出不同於當代劇場的風格。因此,在多年推廣、教學與啟蒙的生涯中,「林啟星」(卓明)終於有了自己的訓練基地,將持續引進不同師資、開設工作坊與定期成果發表。而「啟星公寓」所培植的新生代表演工作者,將如何開拓出自身的表演系統與風格,也將令人拭目以待。

(本文刊載於《藝志》2016五月號No. 13)



2011年3月11日 星期五

人物訪談:黃海鳴 - 策展人、台北教育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系系主任

小簡歷:
1950 生於台灣宜蘭市
1972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系畢
1985-6 法國國立裝飾藝術學院 雕塑工作室研究
1988 法國國立巴黎第八大學 造形藝術系理論碩士
1995 法國國立巴黎第八大學 美學─藝術的科技與科學博士


經歷
1991 當代藝術評論、展覽獨立策劃
1996 當代藝術環境研究與改造運動
1997 國立台北師範大學藝術與藝術教育系專任副教授
1998-2001 藝術文化環境改造協會創會理事長(經營華山藝文特區)
2006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文化產業學系籌備主任

重要策展
2006 空場 當代藝術與哲學的對話 策畫 台中國立台中美術館
2006
牯嶺街封街書香創意市集規劃
2005
南海藝廊社區創意市集規劃

2004 經營另類跨領域藝術中心,並推展跨校及社區互動。
2004 台中20號鐵路倉庫《情人座與自在產房》主策展
2004 華山創意文化園區《廣場美學的勾引》戶外裝置展主策展
2003 高雄國際貨櫃藝術節《後文明》協同策展
2002 《C02台灣前衛文件展》聯合發起人
2001 華山藝文特區《明日之雕塑界域》雕塑大展協同策展
2000 華山藝文特區雙年展《驅動城市》總策展
1999 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意、亂、情、迷》與石瑞仁聯合策展
1999 九九峰藝術村《當代傳奇‧藝術逗陣》戶外裝置展與石瑞仁聯合策劃
1999 鹿港《歷史之心》戶外裝置藝術展策劃
1998 華山藝文特區《穿越華山圍籬、歷史、現成物》戶外裝置展策劃
1998 共同成立藝術文化環境改造協會,籌劃及營運華山藝文特區
1998 北美館 侯錦郎研究展《重構失憶家園》研究、策展
1997 嘉義97台灣戶外裝置藝術展《大地、城市、交響》總策劃
1997 北美館《二二八美展》裝置部份策劃人
1992 台北市立美術館《專題展-斷裂與延續》責任藝評籌劃
1991 帝門畫廊《作品中的時間性》專題研究及展覽策劃



問:黃老師好,您最為人所知的是策展與藝術評論工作,當初在法國攻讀造型藝術與雕塑研究,接著攻讀美學藝術科技與科學博士;何時開始碰觸策展與藝評工作呢?
黃:其實我很小的時候,就大概知道自己的優缺點,差不多在高中時,就想到自己可以做什麼,希望我的角色是可以對別人有影響的。小學生時當老師提出奇怪的問題,幾乎是我在舉一反三的回答,當時我最大的樂趣是發明玩具讓大家玩、煮東西給大家吃(笑),小時候也算孩子王,我會做些好玩的遊戲然後大家一起玩,不太算領導者,但就是有一種柔性的號召力,這是我的特質。

我本來也畫畫創作,1983年就開過個展,個展完被選上雄獅少年獎後,我也沒有想到會有這樣的經歷,83年畢業10年後的小個展,後來也有很多人討論,接著王秀雄老師提拔我參加雄獅比賽,進而成為雄獅雙年展的得主。之後到法國唸書,一開始是以畫家的身分繼續深造,可是過去之後發現自己的年齡條件不符合,只好以旁聽生的身分進去,後來才去唸了第八大學的理論,就這樣開始碰觸理論的部分。不過這對我而言也還滿享受的,因為我的創作過程本來就很注重思考的步驟,畫畫跟思考的時間是等比例的,因此後來去唸理論是蠻輕鬆愉快的,沒有太大的困難(笑)。

我在台灣就已經開始思考,那時才27歲,就決定將來要走藝術的路,那時開始碰觸到身體、空間、時間這三個相互關係的問題,但我問過很多老師,都沒有人可以答覆,後來王秀雄老師便建議我出去,出去之後發現這東西跟解構理論是接近的。到法國那邊,我研究的是郭熙的《早春圖》,研究裡面的空間、時間、身體的延續體觀念,後來因為八大的造型藝術博士班是美學以及藝術科技與科學,所以就這樣順上去念。

第八大學因為影像藝術很強,我碩士班的指導老師是攝影專家,而且是個中國通,當時跟他也有很多的學習。其實這中間還有個轉折,雖然當時碩士念的還不錯,但寫完郭熙的《早春圖》時,心裡覺得:為什麼我大老遠跑到法國寫郭熙《早春圖》呢?所以想,至少也要用西方的方法學來重新觀看郭熙《早春圖》,除了中國畫論、中國哲學史、中國宇宙論以外,也以柏格森主義來觀看。用柏格森的時間觀念來理解中國的山水空間以後,發現非常的貼切,有趣的是,柏格森的書是德勒茲寫的,也因此我很早就碰到德勒茲。後來博士班我提出的是法蘭西斯‧培根的時間、空間跟身體的延續體觀念,因為之前有了德勒茲的底子,所以非常剛好,從事這個研究也滿順的。

我回國時約莫是90年初,那時的藝術圈正是大鳴大放的時刻,許多替代空間也發展起來,於是我那時開始觀察二號公寓、伊通公園以及台北畫派的成員。在二號公寓那邊常有座談,我也常去寫些文章、發表座談,才開始在藝術圈受到關注。有次藝術家楊茂林要辦一場重要的展覽,楊智富先生便請我幫忙寫一篇文章,結果那篇文章後來得到了帝門的藝評獎。可能那時我研究的時間、空間、身體觀念是一個好題目,所以帝門後來也請我策劃一個「作品中的時間性」的展覽,接著台北市立美術館請我策劃的「延續與斷裂」展覽,也是時間的問題。當時我的看法是,有些作品看起來很像脫離了中國傳統,但骨子裡卻有其中的思維;而有些看起來很像這種傳統,但裡面可能已經都重新解構。因為我自己不喜歡把東西分的太簡單,而台灣人卻習慣簡單劃分,不過因為在法國教育訓練下,看東西是要很仔細的,所以我就提出這個問題:看起來是延續的,可是裡面已經不一樣;看起來是斷裂的,可是裡面有一些藕斷絲連的部分,那時找到的南北藝術家也很優秀,看起來像是國畫可是又有西畫的影子。當初我以一個創作者的身分去當評論、策展,剛好有一些優勢,做評論時可以看到屬於藝術性的部份,加上策劃展覽、寫文章的經驗,很幸運地可以在台灣藝術生態中擁有不錯的位置,後來我到台北教育大學兼任,也在90年代初幫藝術家雜誌寫專欄,一直到現在我都還是持續寫作,有時也會有一些翻譯。。

問:平常最大的興趣是音樂演奏相關?
黃:對,從小我就是喜歡跨領域嘗試、玩東玩西的人,小學時我喜歡聽收音機裡的古典音樂,所以音感還不錯,音譜會自己從腦中跑出來。四、五年級時我開始自己做樂器、自己拉鋼絲,有箱子就可以繃線,用格子把音畫出來。我對音感跟音色的掌握很好,但節奏感比較弱,合聲也還要再練習,但是這樣長年下來,我一個人已經差不多把所有樂器都玩過一遍了(笑)。

因為從小喜歡玩音樂的關係,很容易進入這塊,在法國唸書時,其中一位丹尼爾查理老師是巴黎第十大學哲學博士兼音樂系主任,又是國際級的John Cage(現代音樂大師)專家,還是龐畢度中心音樂實驗中心的評論家,我跟了他大約兩年,所以碰過前衛音樂這個系統。我覺得藝術是種很重要的社會運動,許多角色可以是合一的。

黃老師於個人錄音室 

喜愛各種樂器的黃老師小試身手

問:像台灣如此困頓的環境,要如何產生好的藝術評論而非藝術解釋?
黃:我承認環境是很困頓的,曾經有人問我是個悲觀主義者還是樂觀主義者,我基本上算是悲觀主義(笑)。不過就算基本上很糟糕,但是你還是非做不可,也許走三步退兩步,但你在這之中還是有樂趣的,基本上整個環境是悲觀的,但實際上得到的還是可以滿足的,所以我儘可能地去做,這樣的好處就是,給我練習的機會很多,由於每次都沒有前例可循,所以沒有什麼應該要怎麼樣的,我先練習就可以先學習,從小時我就是這樣,一直不斷地嘗試,然後才發現自己正在那個重要崗位上。

問:後來您命名的「藝術文化環境改造協會」,也是開創性的動作。
黃:改造這件事,我從1995年就開始了,小草學院當時的學潮,當時我也在聯合報發表3000字的文章支持他們,有了年輕學生的認同之後,後來我就變成了寫手(笑)。當時我一直關心的是草率建構的台灣美術史,因為台灣美術史一直都很亂,為了迎合趨勢,常常很快地找幾個策展人建立台灣美術史,所以後來我又寫了文章批評這塊。到了96年之後,我寫了一篇好幾萬字的文章,開始回顧從台灣美術在解嚴之後到96年的策略、改變,對這個時代的運動去做個整理。97受邀策劃了嘉義的台灣裝置藝術展,隔年與石瑞仁策劃藝術村99,同時我策畫鹿港的「歷史之心裝置藝術大展」,用大型的策展直接介入歷史空間、城市與鄉村的問題,之後才進入協助華山藝文特區,當選藝術文化環境改造協會的理事長。

當時這個責任非常大,難度也很高,同時有視覺藝術、電影、建築、戲劇的專業領域人員一起,剛開始必須要學習承擔很大的壓力,這種不同藝術圈以往的壓力,不是當時一般藝評、策展人可以做好的。也是那時,我體會到藝術可以發揮的能量有多大,一個好的展覽可以讓整個城市瘋狂,藝術的元素放在公共空間,只要有很好的議題便可以引起相當大的回應,當它的回應是好的時候,真的非常快樂,不過壞的時候,你也必須去承擔其後的結果。無論如何,一個龐大的空間,作為一個都市的核心,所作所為都會是大家關心的,這樣特別的經驗,也讓我成長許多。

問:從華山藝文特區、北美館到一些戶外大型裝置展,以及擔任CO2前衛文件展發起人等等,您策展的形式與範圍非常豐富與廣泛,能否談談這中間較難忘的部分。
黃:1998年時,我對南條史生(Fumio Nanjo,國際策展人)在北美館雙年展的策劃算是一面倒的贊成,他在北美館提出綜合型的商圈概念,是一個對我有啟發的展覽,他也把美術館轉換成台灣式混合型的商圈,在商圈的架構當中還可以說出令人深省的話,所以我對那場展覽發表了一篇六、七千字的文章。那時很多人反對,認為台灣的主權喪失了,讓南條史生來策展,但是我很認真地看這個展覽,他把美術館現代建築物變成後現代的商場空間,展覽空間變成賣豬肉的店,後來我發現南條史生很擅長在東京商圈推公共藝術,所以他在1998年的雙年展時把這種觀念帶進來,台灣的藝評家當時還未看出來,不過我的那篇文章卻被石瑞仁帶出來討論了一番。

到了2000年的「無法無天」雙年展時,我就比較不喜歡那樣全球性太高,像大賣場的感覺,我也用了四千字來談喜歡的地方和不喜歡的地方。那時我正在華山策劃「驅動城市2000:創意空間連線」,找了台北、台中、高屏許多藝術家,希望把各自城市的特色展現出來,這個原由是因為那時思考到,既然威尼斯雙年展能將各個地方拉到當地來突顯各自的特色,那麼身為台北的閒置空間,我應該也要把各地的特色在這個時刻彰顯出來。這總體的架構,就是與當時的雙年展做個對話,像是邊緣展的形式,也是我比較難忘的部分。

問:近年您擔任台北教育大學文化產業系主任,對於台灣文創產業的展望有何看法?又是何種契機下讓您開始關注這個領域?
黃:文創這個部分,我在華山那邊感受很深,因為那邊由原本的酒廠變成廢墟,也就是一個沒有生產的地方。當後來藝術家進入之後,因為空間剛開始使用,所以完全沒有規範,突然間生產出很多奇特的元素,整個空間就像是電腦的鐵盒子,裡面有各種很好的系統可以相互抽換,小劇場、電影、運動都可以發生,就像我博士班研究法蘭西斯‧培根的時間、空間、身體的延續體關係一樣,他畫自己的身體時,通常是兩個自己或性別交疊的狀態,他的身體就是不同的結合。

我運用這樣的概念在華山的規畫中,這個空間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跟外界連結,而我剛好擅長連結和舉一反三的部分,所以發現這邊擁有很強的創作能量,能夠形成社區、形體、團體的各種不同可能,達到跨領域社群以及跨國社群連結的最佳效果。我曾經感受到創作能量集結後的美好,那時就訂出空間的宗旨策略,後來我也把南海藝廊變成連結器,將內部分成三種運用:戶外空間(社區小公園)、內部空間(跨校跨領域的南海藝廊),以及二樓的咖啡廳。二樓的小咖啡廳算是很特別的地方,可以讀書、玩樂團、喝咖啡,也是聲響藝術的大本營,爵士音樂教室也把這邊當作是他們的重要據點。既然有些朋友喜歡來這邊,我的朋友就把南海藝廊與紀錄片做連結,所以在那邊有聲響藝術、爵士樂教室、藝術社群的派對,每一圈都有大量的連結。

經營南海藝廊一年多時,開始想到跟空間做連結,所以有了跟牿嶺街連結的活動,他們有次想要舉辦封街的書香街創意市集,我們就找了100攤去幫忙,兩天之內約莫有2萬人觀看,我很喜歡讓場面熱鬧的氣氛,於是也開始改善創意市集與社區之間的關係。既然我是策展人,就會有美感的職業病(笑),所以在辦創意市集時會有一些要求,包括建構論述:創意市集到底是什麼? 我不把它當作市集來看,它是一種創造群聚,各式各樣的元素聚集,產生一年中最具創造力、歡樂感的地方。

創意群聚的效應,其實我在嘉義做展覽時就稍微有感受到,鹿港的歷史之心裝置展也是這樣,就是會碰撞出火花,也會有無法想像的事情產生。後來我就在校做測試,因為一個城市中最有創意的地方就是學校,大學週遭的區塊是最有活動力的,所以我開始想在這裡做連結,現在已經開始執行,未來也會有小劇場的空間、短片放映的空間,資源也將會玩與附近的小商店連結,稱為微型創意商圈。學生的資源與互動很快,在其中可以跟課程做結合,請學生來競標,給他們經費來作活動,我隨時都喜歡東想西想,可以激盪出不同的效應。

問:近期台灣也興起雙年展熱潮,引起不少討論,老師如何看待這樣在台灣的擴散效應?
黃:我花了很多時間來做藝術生態,也花很多時間討論展覽跟地方之間的密切關係,包括當地的歷史、社會背景。台灣藝術生態有點奇怪,我稱做為「展覽缺乏相互之間的對話」,其實每個展覽之後,應該就會有另一個展覽跟你對話,如此滾出一個議題討論,以前的議題也有可能被重新提出定論。但是台灣的展覽並沒有如此的現象,好像展覽完就一切都結束了,似乎沒有人要談,或是不斷找尋新的藝術家上去,沒有舞台可以重新對話。

我們花了很多錢舉辦大型展覽,但是也應該要考慮到展覽後效力,如果沒有就很可惜,所以我認為台灣的展覽不是有機的生產性對話。如果關係是持續的,展覽活動就容易辦,藝術活動之間就會成為有機的狀態;但如果整個生態是空的、是虛的,最後就會後繼無力,這個邏輯還算簡單,也會是一個隱憂。所以現在我也會鼓勵學生自己去策劃展覽,會創作的就創作、會寫文章的寫文章、行政能力強的作行政。由這些人一起聚集,一年舉辦一兩次活動,可以提供更多的可能性,而非一窩蜂地跟隨潮流。

問:謝謝黃老師如此豐富的心得,也謝謝您接受採訪!
黃:謝謝! (2009.7 佟孟真採訪整理)


黃海鳴老師親手設計的新家




2010年6月27日 星期日

人物訪談:王福東教授 –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 《藝術觀點》《大崎通訊》總編輯

小簡歷:
1956 生於台灣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系畢業

美國東密西根大學藝術研究所畢業
曾任
2007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藝術觀點》雜誌總編輯、
《大崎通訊》雙月刊總編輯
2007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專任副教授兼藝術展演處主任
2002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專任副教授
2001 《大趨勢》藝術雜誌名譽總監、總編輯
2000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專任副教授
1998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專任講師、《藝術觀點》雜誌總編輯
1992
臻品藝術中心藝術總監

1991 國立台中師範學院兼任講師《雄獅美術》主編
1988 美洲《大地雜誌》月刊總編輯
1988 美洲「華美文化基金會」藝術顧問
1987 美洲「太平洋時報」副刊主編
1986 美洲「紐約文藝協會」會員
1983 美洲「中國時報」編輯
1982 台北「當代畫會」第一任會長

現任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專任副教授
《藝術觀點》雜誌總編輯
得獎紀錄:
1980 獲「師大美展」佳作多次(油畫、水彩)
1980 獲第五屆「雄獅美術新人獎」優選(水彩)
1980
獲「全國油畫展」佳作(油畫)

1990 獲美國密西根州「視覺媒材創作獎」(油畫)


問:對於台灣的當代藝術,您在創作、文字、出版領域皆不遺餘力,當初選擇用文字深耕藝術的起源是?
王:每個人的個性不同,高中時我算是文藝青年(笑),性向裡兼備文學和藝術兩個區塊,喜歡寫詩、文學、藝術,用文字來表述與創作。後來考上師大美術系,骨子裡還是很喜歡文學,所以還是得雙管齊下,常常辦展、出版詩刊等等,早期就有這樣跨領域的活動進行,因為美術系裡較少有文學活動,所以大多是透過外面業界來接觸相關活動。

問:求學過程中,有哪些人影響您的藝術觀念呢?
王:在高中念美術班之前,朱成東老師算是我的啟蒙老師,他是畫抽象、超現實主義的,從他那邊我得到了瑪格麗特、達利等風格啟發,那時在台灣,超現實主義是比較新鮮的。後來我離開高雄,到台北跟陳景容老師學畫,考上師大後所接觸的老前輩有陳銀輝、李梅樹、李石樵、陳景容等,都受到一點影響。出國唸書之後,也受到些1980年代所謂超前衛的新潮觀念,加上我喜歡文學,後來便將文學與藝術作連接。

問:您曾受新歐洲繪畫思潮影響,藝術表現上也受當代社會議題啟發,如何用外來文化的介入與自身內涵來觀看關注台灣當代藝術?
王:其實以前我們也做和當代息息相關的,指是那時沒有這樣的語彙,當代藝術是近幾年開始興起的名詞,大家便開始用「台灣當代」來概括我們所關心的藝術生態與環境。現代主義大概到後現代就結束了,而80年代解嚴後的藝術表現形式便是當代藝術的重頭戲,這幾年大家也有很多的討論。我們關心的1950、1960所謂的東方、五月畫會(現代藝術),扣著現代文學、存在主義的背景,他們有20年的時間呈現一個完整的現象。而當代和現代是有區別的,我們用當代的關懷角度、創作面向來檢驗,才會突顯出當代的意義,當代是從後現代的新思維而起背景,創作的焦距也放在當代這一塊。

1985
年我回到台灣,創立了「第三波畫會」,那時中國時報與聯合報用了半版的社會版來報導我們。為什麼是社會版?因為我們「第三波畫會」很社會(笑),那時做了一個「污染」的主題(主題展也是那時才開始出現),跟環保意識作連結,產生了一種社會現象。也曾經在春之藝廊與101畫會成員合辦「台灣畫壇的新希望」的展覽,兩邊成員結合之後,在1985年起了很大的社會議題,活絡了藝術現象。不管是現代主義、現代文學也好,當代藝術應成為總體藝術的昇華,有複合媒材、社會議題、人文關懷,跟社會產生一個更良性的互動,深切關懷,這才是更不容易的事情。


問:觀察您早期創作,每次展覽都有不同媒材的表現(油畫、木雕、陶塑等),這是很勇於突破的創作模式。
王:是好是壞我也不曉得(笑),在自己做檢討之後,因為參與的物件、媒材太廣泛,這幾年才回到單一的狀態。以前什麼都想嘗試,在1980到紐約去的時候,我也很會畫壞畫(Bad Painting),喜歡那些醜陋的人性表現。我比較浪漫,有詩的情懷,那時在國外念書的時候,常常寫詩投稿,用稿費、獎金去流浪,從賓州跑去紐約。後來離開流浪生活,在美國的中國時報工作,認識了華人文學界的前輩、朋友,在那時也跟一些藝術家丁雄泉、夏楊、梅丁衍開始熟識起來,後來我帶了一些畫回台灣展覽,現在只想單純地回到簡單的繪畫模式,其他都放開(笑)。



「Y先生」,20F,油畫,2008


問:對您來說,這是早期創作時很重要的經驗,以平常創作、寫詩又評論的豐沛能量來看,能否談談在不同媒材/領域中遊走間的自己,分別是何種狀態?
王:畢卡索曾說「人家尋尋覓覓,我俯拾皆是」,在藝術創作上,我很敬佩畢卡索,一些他講過的話我也放在心中。「精於觀察,勤於思考,敏於補捉,善於表情」,看他的紀錄影片時,我很佩服他對模特兒的掌握、專精的繪畫與敏銳的思考,當初也期許自己像他一樣,所以才嘗試很多媒材,像木雕、油畫、複合、陶藝等等。畢卡索用餐時,吃完魚後就呈現了有魚骨頭的盤子畫作,所以他俯拾皆是;我也從不擔心我要畫什麼,這不是技術的問題,技術不應成為當代創作的瓶頸藉口,而應以跟自己貼切、融合的方式來創作。以創作方面來說,很多藝術家一輩子只做一種風格,所以大眾對我的作品可能是片斷的印象,因此50多歲的自己,現在回到單純的面向,想要專心地創作優質穩定的作品,現在的臉譜系列,是由普普的概念發想而來,算是前無古人的獨特創作。以前在紐約街頭,常常可以碰到像安迪沃荷、Jean-Michel Basquiat、在地鐵塗鴉的Keith Haring的大師,他們這批人都是將生命盡情釋放的藝術家,看著這些曾經走過蘇活,我們又曾擦身而過的大師,是很敬佩的。

安迪沃荷掌握很多頭像的概念,啟發了我做臉譜的動機,所以從京劇圖騰到台灣八家將的畫臉開始,我從古典文學裡做探討,將京劇與古典文學做結合,透過電腦繪畫的技術,先做頭部面相的實驗和模擬,再純粹回到繪畫呈現個人對臉譜的主張。這些作品的色彩延續1999年的感覺,有些比較詩意、文學性的自動性技巧,也呈現比較具體、新穎的臉譜表現方式,預計明年會發表。

問:1999年您便開始操作電腦,運用科技元素進行探索,剛剛提到的臉譜系列,也運用電腦來做模擬與實驗;在科技網路發展完全的時代下,您如何觀看現世代藝術家結合科技創作的趨勢發展?
王:班雅明提到的「靈光消逝的年代」非常經典,什麼叫靈光消逝?舊的靈光是宗教,中古世紀很多創作都有宗教、文明的背景;新的靈光就是科技,印象派之後開始有照相機到幻燈機的發明,1976年麻省理工大學也成立了藝術與科技研究中心。科技與藝術的結合,產生新的靈光,所以我在1994開始用電腦繪圖,實際用草圖來演練,做了<風花水月>系列作品的研究,我走的很前面,但也揚棄的很快,畢竟我不是電腦科技的專業,也不是追求科技藝術的創作者,但2003在大趨勢畫廊的個展中,我便開始提到「靈光乍現」的概念,用科技來和藝術做詮釋。

身為一位藝術家,應該用研究的態度來做表達上的詮釋,回到繪畫的最初本質,繪畫為什麼需要回歸從前的狀態?Return to painting,因為繪畫不會死亡,它永遠都在,不管中間出現多少心的創作形式,繪畫還是人類永無止盡的追求,也是人類最起碼的本能。在50多年的歲月中,我嘗試了許許多多的媒材,用子彈、米、紙漿等等,一位觀念性的前衛藝術家,有很多前衛的觀點來解釋、呈現作品,可能有選擇用割下生殖器官的壯烈方式,也有選擇用很正面的思想討論,藝術到最後不是盲目地追求創新,所以現在我回到一種很平實的創作心態,以貫徹個人穩定風格作為出發。

問:在文字發表或創作上,您都呈現自己獨特的藝術社會觀,在課堂上又如何讓學生了解這些概念?
王:主要會透過藝評,像現在的《藝術觀點》(國立台南藝術大學發行雜誌)也是我另外在推動的角色,帶一些研究生作藝評工作,同時丟出一些專輯、觀點、見解與反省,這是另一個場域。之前博史館出專書時,也對我做了一個專訪,著重在評論與媒體的部分,其實我很喜歡這樣的訪談,我認為自己的生命過的很精采,進師大以前,我曾流浪於台北的公園、高架橋下,到了美國也流浪過一陣子,用一種「活在當下」的態度生活。以後更老時,我也期待小孩長大以後對我的生命是好奇的,將來我會跟小孩講很多事(笑)。

問:在這樣多重角色且豐富生活的狀態下,您如何平衡與分配時間的運用?
王:每個人都有24小時,這是很公平的,現在的想法是,你覺得該放的時候就該放了。後來我比較放在「人」這一塊,身外之物就讓它去吧,我不會做自己的介紹來推銷自己,藝術家做好自己的本分,把自己的不足交給別的專業呈現,然後自己可以在安靜的空間下創作,保持身體的健康,這樣就很好了。我的前半生或許比別人辛苦,但現在我有穩定的教職工作,也能夠專心地創作,是非常感恩的。或許,80歲的時候,我也可以呈現自己的專書,我相信應該很精彩(笑)。

問:謝謝王教授的分享,也謝謝您接受訪談!
王:謝謝! (2009. 5 佟孟真採訪整理)

2010年6月25日 星期五

臺北藝術大學藝術行政與管理所暨藝術與人文教育所-廖仁義教授

小簡歷:
臺灣大學哲學系碩士
法國巴黎第十大學美學博士
曾任

東吳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
行政院文建會駐法國巴黎臺北新聞文化中心主任
朱銘美術館館長
臺北藝術大學主任祕書、藝術與人文教育所所長


現任
臺北藝術大學藝術行政與管理所兼藝術與人文教育所助理教授
忠泰藝術基金會董事




問:廖老師好,當初您從台大哲學研究所的背景到留學法國攻讀美學博士,回國後先是任教於東吳大學哲學系,繼而又到台北藝術大學教授美學與藝術理論。請問,穿梭於哲學與美學之間,對您有何影響? 歸國時為何選擇任教於哲學系呢?

廖:雖然我是哲學背景,而一開始研究的是哲學的美學,但到了法國攻讀美學,才發現原來自己所學的哲學美學是不夠完整的。一個美學研究者必須要有藝術學美學的素養,才能具備完整的美學思想。我認為,從哲學的美學延伸到藝術學的美學,意味著必須對藝術史、藝術理論與藝術創作有所研究,如此藝術學的美學才會完整。在朝向藝術學美學的研究
過程中,我覺得自己正在讓哲學走向一個比較具體的面向。我很感謝東吳大學哲學系,在我從法國獲得博士學位回來後,讓我有機會在那個環境教書。後來,又得到當時文建會主委陳郁秀的鼓勵,被派駐歐洲,出任巴黎台灣文化中心主任,負責台灣與歐洲國家的藝術交流,這也讓我具體參與了國際藝術交流的業務,並獲致許多藝術行政的專業經驗與知識。在駐外期間,我又遇到北藝大的邱坤良校長,他鼓勵我回到學術工作,因此我進入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在藝術行政與管理研究所的擔任教職至今。經過這些因緣際會,我才能將自己的專長從哲學延伸到美學,從美學延伸到藝術學,再從藝術理論延伸到藝術行政。


問:哲學的思維模式在您日後進入美學以及閱讀作品時,或許能用更深廣的角度切入。早期與您同期留法的台灣學生,是否多數選擇此類相關科系呢?

廖:我在1989年到法國唸書,剛好是解嚴後第三年,80年代臺灣的經濟發展還不錯,所以留法學生確實增加很多。在這環境裡,我看到各種不同的學習態度,有些人雖然有了留學的機會,但不一定能打開知識、思想與文化的眼界。

問:這樣的留學現象到了您於文建會派駐巴黎時期後,台灣的藝術家或學生是否有明顯性的轉變或差異?


廖:這個問題,我有兩個看法。第一個看法,關於留學生,我想延續我剛剛關於眼界的說法。台灣在過去面對教育的態度,缺乏長遠的鼓勵與期許,因此我們的留學生到外面只學習到表層的東西。雖然很多人從外國取得博士學歷,但到底有多少人是真正了解其精神再帶回台灣,這還有待我們檢驗,絕大部分是抓到皮毛就回國炫技。當然,法語不是母語,很多人必須把時間花在語言適應,也就沒有多少時間可以深入專業的學習,因此常常拿了表面東西回來,就直接交給學生。我在上課時常告訴學生,要他們隨時檢查老師交給他們的東西。面對外來知識,我們經常處於瞎子摸象的狀態,而在藝術教育上,也是如此。第二個看法,關於臺灣藝術家,在我從事駐外工作時,常有藝術家朋友對我說︰「感謝你將台灣的藝術帶到歐洲的國際舞台」,但我卻會回答他們︰「不對,剛好相反,是我要感謝你們,是你們讓我有機會進入歐洲的舞台。」因為,經常是藝術家受到邀請,成功地讓歐洲人看到他們作品,所以我才能獲得邀請。往往是優秀的臺灣藝術家打開了通往國際舞台的大門,才使得國際藝術機構的主事者願意相信我們所推薦的臺灣藝術家。

問:從事藝術教育過程中,您也擁有豐富的策展經驗,大約何時開始接觸相關性質的工作呢?


廖:到目前為止我都不敢說自己是策展人(笑),我只能說自己確實有過幾次的策展紀錄,目前我比較專注於藝術理論的教學與藝術評論的寫作。策展人就像是球員,評論家卻像是裁判,因此我盡量避免一人分飾兩個角色。此外,我也不敢太貪心,尤其臺灣有很多優秀的專業策展人,他們都能做的比我好,因此我總覺得應該把機會留給他們。當然,寫評論其實也很辛苦,只不過辛苦的背後卻也有著為藝術家寫作的快樂。



廖仁義老師與法國藝評家Pierre Cabanne





廖仁義老師攝於研究室


問:遇到好的藝術家的確會讓人忍不住想要推薦(笑)。老師之前曾幫一位從西班牙回國的年輕藝術家寫過文章,提到她與現在的台灣學生有著不同的思考模式,直接回歸到繪畫本質進行突破。能不能請您談談對目前台灣藝術學校環境的看法?

廖:我雖專任於北藝大,但也在台藝大兼課,因為我不想讓自己陷入學院的門戶之見。我也想接觸不同學校的優秀藝術家,我不希望錯過幫助一位優秀的年輕藝術家的機會。這些年,我很高興看到一些符合我的標準的藝術家(笑),我的標準:第一,藝術家必須認真在創作,不能投機。認真是看得出來的,只要觀察久了,看人、看作品、看他的材料與技法,都看得出一位藝術家在創作作品的過程中是不是認真。第二,藝術家要有自己的思想,只不過我雖然說要有思想,但我很不喜歡看到藝術家被迫去當哲學家。一個藝術家要有思想,但他不需要去專門研究梅洛龐帝、傅科或德勒茲的哲學;目前臺灣的學院之中,藝術家的思想教育背負著太多的哲學,這也是另一種的填鴨教育。我每次都很明白地告訴學生,請他們不要本末倒置,千萬不要忘記創作。一頭栽進哲學,很容易就會思想混亂。現在藝術科系的學生一旦進入研究所,因為要寫創作論述,就被教導要變得很有學問,必須裝成很懂哲學,但大多引用錯誤,像是一個念哲學的人在寫創作論述,這是很可惜的現象。但總的來說,在臺灣的整個環境中,每一年我們都可以看到很多優秀的年輕藝術家嶄露頭角,這是值得我們驕傲的地方。從80年代至今,經歷二十多年的時間,台灣經歷了很多波折與考驗,藝術家或藝術產業也非常辛苦,但我們沒有看到藝術家因此而放棄,也沒有看到藝術產業因此望之卻步。

問:能否談談行為藝術與觀念藝術對現今年輕創作者的影響,是否足夠深入飽和地表現於作品上?

廖:在教學時,我通常會要求學生清楚瞭解觀念藝術興起的時代背景與社會狀態。觀念藝術是從一九六八年學生運動的種族論述、膚色論述、性別論述、階級論述產生出來的。1968年學生運動傳到美國之後,藝術家也隨之對來自既有社會體制的藝術體制進行批判,對葛林伯格所標榜的純粹美學進行挑戰。他們認為藝術家應該對社會議題表達態度,也因此透過觀念藝術與行為藝術反對純粹藝術。一方面,觀念藝術質疑當時的藝術主流的思想觀念,也想透過這樣的質疑去尋找新的思想觀念;另一方面,行為藝術也企圖透過行動來顛覆藝術與社會被切割開來的既定關係。也就是說,觀念藝術與行為藝術有其產生的特殊時代因素與社會因素,但傳到台灣之後,似乎卻被視為另一種理所當然的藝術潮流,而未能以臺灣為脈絡去思考我們應該如何面對它們。我認為,臺灣的觀念藝術與行為藝術仍然有待我們去深入研究與檢討。只不過我還是要表示,事實上,臺灣也有很多優秀的觀念藝術家,例如我就很欣賞陳界仁和王俊傑。

問:在許多論述與評論文字中,老師遊走於各種不同的藝術表現之間。這當中,有哪些藝術家關注的議題比較具有社會性,而且朝向多元性?

廖:年過半百的那一代藝術家,許多都已建立了自己的風格,有明確的定位,像是黃銘哲、郭振昌、莊普,他們都有很強烈的個人性。但是到了悍圖社,便展現出極為強烈的社會性。這群人很值得我們驕傲,出現許多優秀的藝術家與藝術作品。就像窮苦人家的小孩,懂得上進,這些藝術家在養成階段,並不享有優渥的環境與資源,但他們絕大部分的功力都是紮實的,具有相當嚴謹的專業性,在技法上也很純熟,我給他們很好的評價。

問:是否曾遇過收藏家向您尋求意見呢?

廖:台灣能有那麼多收藏家是一件非常值得高興的事情。有些收藏家是因為喜歡藝術,所以支持藝術;有些收藏家則是為了投資而作收藏,將藝術視為一種財富,這我也很尊敬,因為這些收藏家接觸之後很快就會喜歡藝術,這使得社會越來越瞭解藝術具備一種經濟價值。做為一位藝術行政的教育工作者,我樂於見到社會對於藝術價值及其經濟價值的認識。我經常有機會為企業家做藝術導覽,我看到許多企業家及他們的夫人,具有高度的學習意願,所以我也告訴自己要珍惜為他們服務的機會。在我擔任朱銘美術館館長時,我經常勉勵同仁,對於每一位參觀者都必須表現出真誠的耐心,讓更多人認識藝術,喜歡藝術。


廖仁義老師與悍圖社成員

問:致力於策展評論工作之餘,老師對自己有何新的規劃與期許?

廖:最近我得到一些畫廊的鼓勵,能夠跟他們合作,也多了一份責任感,既然他們對我有期許,我會全力以赴去做好。廣義地說,我認為自己是一個藝術作品的解說者,我期待自己扮演好這個角色;狹義地說,我必須選擇專業區塊,例如在視覺藝術方面,我初步選擇繪畫與雕塑,或許延伸到陶藝與水墨,有計畫地挑選藝術家,專研他們的作品。我很喜歡歐洲社會年代久遠的評論家傳統,他們一生與藝術家做朋友,秉持筆耕者的身份,用其一生投入與分享,也將自己的專業意見傳達給藝術家。相同地,我也這樣期許自己,身為一位藝術領域的教育工作者,很重要的態度便是要願意陪伴藝術家度過創作或人生的高潮低潮。遇到掌聲很多的藝術家,要提醒他們不要沈醉;遇到低潮的藝術家,也要陪伴他們,讓他們不要自暴自棄。

問:謝謝廖老師的分享,藝術教育的落實確實得仰賴於正確觀念的灌輸!
廖:也謝謝妳有耐心聽我說話! (2009.4 佟孟真採訪整理)

台南藝術大學造型藝術研究所 – 顧世勇教授













小簡歷:
1960 生於台灣彰化
1990 法國國立巴黎第八大學造形藝研所碩士
1991 法國國立巴黎第一大學造形藝研所第三階段研究文憑
1991 法國國立巴黎高等裝飾藝術學院空間藝術國家高等文憑
1996 法國國立巴黎第一大學藝術科學--造形藝術博士


曾任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型藝術研究所所長
國立政治大學廣告學系專任教授
輔仁大學應用美術系所專任教授


歷任
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跨領域暨科技藝術審查委員、台北市立美術館典藏品點檢委員、義大利國際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審查委員、台北市立美術館典藏委員、台北獎評審委員、世安美學獎、創作獎評審委員等


現任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型藝術研究所專任教授兼視覺藝術學院院長











問:這次在伊通的展覽,距離上次個展是在三年前?

顧:對,上次是在台北當代藝術館,那次的個展,有新作也有舊作,新舊並置再重新安排空間動線,並不是像編年史那樣地安排。因為空間環境的改變,透過新的規劃、新的路徑與觀看的不同,每一次的裝置對我來說都是新的。今年的作品算是比較大的轉變,因為過去的作品有很多的轉化,元素也比較多,比較符合所謂的藝術性語言,而這次個展作品比較沒有個人主觀的表現與轉化(笑)。



我是一個觀念性的藝術家,當觀念很快地改變之後,我也很快地選用各種適切的媒材作表達,不受任何媒材形式限制。在過去的作品裡,一直存在著一個無法被兌現的烏托邦,但在這次的個展中,我試著去尋找這個烏托邦的「原型」,我甚至懷疑這個美好原型存在的背後是否仍存在政治權力的宰制關係。在這個展出中我一方面想批判這個美好原型的背後靈,但同時又想守護這個美麗的誤會,真是一個弔詭的處境啊!特別是當這個美好誤會成為大家集體默會的鄉愁時(笑)。

問:您也是「伊通公園」早期成立的成員之一,每位早期成員在昔日辦完展後,都會再回來舉辦個展。您這次呈現的媒材很不同,能否分享在這麼多年後回來舉行個展的感想?




顧:上次在伊通的個展是2003年以「零度風景」命名的展覽。在那個展覽裡,有一件作品的元素是把傳統剃刀變成海鷗的形象。海鷗代表著和平、自由,但剃刀又是威脅與傷害,它隱含著台灣的某部分的現實處境 ─ 即美好的幻見背後總是隱含著危機。這些符號的操作都是透過轉化後才呈現的。而這次我更直接地利用一些既成的圖像去表達過去某種美好時刻和當前不景氣的緊張關係,我不再做任何的改變與轉化,這些圖片都是我去了台南之後,常逛跳蚤市場所蒐集到的,其來源本身都是50、60代的印刷品,網點都很粗大。






台南的生活使我對藝術的看法有些改變,變得更生活化。前不久我也弄了一個當代藝術空間(K’s Art),環境看起來就像是生活起居的空間。這次的作品也隱含著我生活型態的改變,從台北到台南之後,步調變慢了,也看到台灣的古早建築與環境…有很日式的建築、很美式的生活,所以我的圖片中也見證了這些事情,圖畫中的女生都很樣板,很像國民黨時期的形象廣告,但同時也很日本、很上海、也很美式。這是很複雜的台灣殖民史的關係,儘管它想要做出某種掩飾,但在小細節中都會披露出事實,所以讓圖像說話就好,我不用去紀錄個人的主觀意識。對我來說,這很像是圖像在看你的狀態,因為這些圖像是從幾千張的圖片找出來的,不過與其說是找出來的不如說是被這些圖片吸引住,那是一種光線燦爛、姿態祥和與健康、無垢又美好下的美好社會。我常常會想像有一個平行的世界在旁邊運行著,一個美好的世界…原來這個原型就在這裡(圖片中),就這樣被它勾喚起來,所以我發現不用去做多餘的轉化,只要如其所是的呈現它,而那個(圖片中的世界)就是我要的,因此我選擇了個人感受較強烈的圖片。

很多人來看展覽,會猜測我在說些什麼,會去揣測照片裡面有沒有做合成?因為他們會認為我一定會在其中動很多手腳(笑),但是我沒有。當然修每一張圖都會很辛苦,包括試圖捕捉那個時代的光線、以及粗大網點的改善,一方面不能太模糊,一方面也要很自然,在修的過程中,很像回到那個時代一樣。這些圖片因時間的關係,泛黃反而加深了美好的鄉愁,又適時的在數位修圖軟體發達的時刻,是它該 (早期的美好時代)現身的時候了,弔詭吧!反而是數位軟體來決定它呈現的時間點。



我開始構思這些作品時,是去年的大選以前、國民黨還沒有執政的時候,那時就感覺到有一股氛圍…不是想要對抗,而是想要守護過去的美好力量。後來也開始有眷村文化在懷念過去美好的力量出現,大家都不知道未來會不會更好,但是都會催眠自己那個美好的時代曾經存在過,在網路上,你也可以看到很正統的保守勢力出現,想要重新看護一些東西。我一直感覺到那種東西回來了,到底為什麼?



問:因為大家都太傷心了(笑)。

顧:對,原來大家太傷心了,所以反而要去復辟以前美好的東西,忽然間這樣的力量出現,而大家很快地凝聚起來。經濟不景氣時,大家便興起對那個時代的寄託,但在大選之前,我就開始感受到這個東西,並且開始收集這些圖片,一方面喚起鄉愁,一方面又帶著批判,的確是一種弔詭的幻見。


對我來說,沒有創作什麼反而花了更多的時間(笑),製作過程也比較辛苦,這是不同的體驗。把自己客觀化之後,帶來的是一種愉悅,完全交給影像去說話 :那是一個既是威權又是保護、沒有自我意識卻感到安全的一個年代。


問:會再延伸這個系列嗎?



顧:一定的,目前的階段是很客觀地呈現,也有可能繼續做更大、同類型的東西。其實我還蠻享受很跳tone的感覺,這樣的不斷易位反而對教學有幫助,能很快知道學生的想法。我想一個觀念性的藝術家,不會只侷限在某種形式、風格、媒材上,藝術家應該要在思想上解放,當被別人定位某種風格時,反而會覺得這是一種暴力,好像我的東西就應該是這樣。所以我認為絕對自由是蠻重要的,因為觀念是隨時在變的,觀念一改變、東西一定就會不一樣,不必在意別人給你的定位,我給學生的觀念也是如此。

問:您在台南創立了K’s Art空間,也是想要提供學生一個更好的空間嗎?


顧:「K’s Art當代藝術空間」是在1月份成立的,在台南孔廟附近,旁邊同時也是文化區,有畫廊、二手書店等等,地點很好找。之所以命名為「K’s Art」…K本身有很多意義可以延伸,像是Ku (顧)、Kiss、King、Kuso Art(笑)等等…沒有特別的意思,只是希望發音鏗鏘作響。它不只是一個展演空間,同時也可以是座談、聊天、上課、討論的地方,開放時間是下午一點到晚上八點,但晚上有人也會一直到凌晨(笑),未來會有1/3的機會給南藝大的學生展覽,2/3給知名藝術家、專業策展人,像是提供一個平台,讓它自由發展、茁壯長大,沒有太多預設的想法,是一個等待事件發生的場所。


問:能否分享一下您在巴黎的學習時光?



顧:我去了兩次巴黎,第一次是1987~1991年,第二次是1994~1997年,總共將近七年的時間。在巴黎蠻有意思的是,你會發現…自己跟那邊的關係不那麼地綿密,會感到特別的輕鬆,因為沒有人知道你。在巴黎的日子…其實讓我懷念的是,他們的生活是很輕的…,比如在台灣,隨便一個事件都跟你有關,一天到晚都在動員(笑)。在巴黎很自在,但同時也感到周遭的事情好像跟自己少了一點連結性,有點不踏實。
人在追求一些純粹性的、知識性的東西,在那邊可以得到滿足,可以跟很多思想家對話,但這是一個學習的過程,如果一直是這樣的輕鬆狀態,生活可能也會滿無聊的。巴黎吸引我的地方在於它很人性,你可以活得很自在,而他們也對自己有比較高的自我要求,有些時候談論藝術時就可以像我們這樣談,每天的菜很多(笑),看博物館、看展覽…吸收的資訊很滿。


問:會影響您回台後的創作嗎?


顧:一定會有,但是不大。早期作品有比較多的國際語言,轉化成藝術世界的語彙,並沒有操弄太多區域性的元素。現在就不一樣了,比較想去呈現出真實生活經驗裏可以感受到的東西,這都是因為環境的因素而改變的。比如這個展覽的圖像都是過去生活日常的一部份,我盡量讓圖像自身說話,我只是好像把東西洗乾淨了,看見一個出土文物的感覺(笑),把它客觀地還原,反而能在製作過程中獲得更多。這使我想到安迪沃荷的東西是很有趣的,影像有太多東西可以創造,但是回歸到它本身,還是有一些氛圍可掌握,而且是低調地、不著痕跡的掌握,越厲害的人,他隱藏在作品裡面的東西是越低調、讓人幾乎無法察覺的。



問:您於北部教書多年,現到台南藝術大學任教,南北創作的環境上是否真的存在差異?


顧:我認為環境的確會影響創作,因為我們給的很多,而南部的學生…他們在思考上是快的,但是內部會需要一點時間來消化;在北部的學生,身體在加速、頭腦也在加速。南部的學生懂得很多,但下手不易,會花比較多的時間在思考上,每個人看起來都很悠閒,但頭腦裡面卻忙的要命(笑),做作品就會變得比較磨。

南藝的學生自我要求很高,會希望一創作就有爆發性的作品,這其實是好的現象,我也盡量給他們更多的創作空間和資訊,每次出國都帶回來最新的資料。所以我的展覽空間可以變成他們抒發的地方,台南是很穩定的一個地方,我還蠻喜歡那個環境的,現在南北兩地跑,會感受到…台南的文化氣息很濃厚,留下很多時間的痕跡;待在台北時,時間的刻痕被換算成有效率的速度,實在讓人感到焦燥。


問:現在的創作媒材與形式非常多元,年輕人有很多新的點子,也很敢去呈現,但在多元的表現中,難免會有抓不到重點的疑慮。要如何跳出框架、呈現自己的風格,請老師提供一些建議給有心從事藝術創作的人。

顧:這是一個主體性的問題,他們看起來都很成熟、也很完整,但是轉換成介面之後,太容易被介面給操控,作品中的元素被介面化了,便流於太多效果,很多作品的質感都很像。因為他們幾乎是從介面中去轉換自己的感覺,雖然處理介面技術很成熟,但是到底是他們去操作物件,還是被物件操作了?其實用介面來說話也是一種境界,但是感性不應該是被介面所影響的,在轉換的過程中是不是能找到屬於他們自己….也就是說,是不是自己來主控這個元素?這部分是他們要面臨與克服的問題,不管是電腦輸出、動畫、幾乎都在玩點子或介面的東西。這個族群本身獲得的資訊、知識太廣,而當身體經驗還來不及體會,便跟這個龐大的體系碰觸時
,就會顯得還不太能掌握。所以最大的問題是,他們必須要透過實際的生活經驗去掌握,而不是透過訊息去摸索。


問:謝謝顧老師精彩的分享,也祝福K’s Art能開啟更多藝術新的可能性!

顧:謝謝! (2009. 4 佟孟真採訪整理)